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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学者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编制

2020-11-18 08:48:23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外国学者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

随着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及其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的不断增强,西方学者开始以其独特的立场来审视中国能够创造世界经济成长史上的“成长奇迹”的根源以及中国经济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问题,这为我们认识我国经济增长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海外看中国■韩保江

“Miracle”是西方学者描述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亚洲四小龙”经济高速发展常用的字眼,“日本奇迹”、“汉江奇迹”等称谓曾经吸引了全世界“眼球”,引起无数政客和学者的考察和研究,现在,他们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焦在中国经济增长问题上,毫不吝啬地要通过她使用“miracle”一词来形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27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的伟大成就。

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

美国学者Mathew Shane和Fred Gale 指出:“自从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始终保持超过8%的年均增长速度,世界上没有那个国家可以和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速增长相比。” 改革开放27年来,中国经济始终持续高速增长,按照中国官方统计,从1979年至2005年,中国年平均实际GDP增长率高达9.7%左右。远远高于同期的美国、日本、德国和曾经创造“汉江奇迹”的韩国。也正是如此,中国的GDP总量一举从1978年的1473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22450亿美元,增长了15倍;人均GDP从1980年的173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700美元,增长了近10倍,经济总量一举超过了英国和法国,位列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由1970年代末不足1%提高到现在的4.5%。

因此,美国学者Mathew Shane和Fred Gale 认为:“在其他国家几十年乃至上百年获得的发展成就和变化,在中国只用了二十多年。美国获得今天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由于其经济增长速度只有3%,用了超过100年的时间。日本在1971年至1991年的20年黄金发展时期,年经济增长率也只有3.85%。其他‘亚洲奇迹’国家或地区也从来没有像中国发展这样快。韩国、台湾和马来西亚在1971年至2003年间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分别只有7.06%、7.35%和6.53%。”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羡慕而赞赏地说:“世界上还从未出现过如此大规模而又持久的经济增长。在过去1/4个世纪里,中国的增值率为9%,人均收入提高了四倍。惟一可以相提并论的是所谓东亚奇迹,8个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从1965年至1990年平均每年人均收入增值率为5.5%,但这比过去1/4个世纪里的中国经济慢得多,规模也小得多。在以往的经济革命中——比如19世纪的工业革命——增长率最高也就是2%到3%。”

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标准,许多国外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济总量要比现在中国政府公布的以人民币美元汇价计算的22450亿美元要大得多,应该是91130亿美元,人均GDP也不止1700美元,而应提高到7182美元。因此,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此,Wayne M·Morrison认为,中国的GDP总量可能被低估。因为不仅中国的许多商品和服务价格明显低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而且许多非货币化指标,如寿命期望值、婴儿死亡率、日摄取热量、人均电视拥有量等都可以和比中国人均GDP高许多的泰国、马来西亚和巴西等国相媲美。这些都说明中国的实际发展水平要比其以美元汇价计算的GDP总量所表现的水平高许多。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乐观估计,只要中国继续深化改革,中国经济不仅在未来10年可以继续维持7%-8%的高增长率,而且其以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GDP将在2020年之前超过美国进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即便较悲观的估计也认为,中国的经济总量最迟2040年可以赶超美国,2016年超过日本。根据世界银行统计,1980-2002年,中国对世界新增GDP的贡献率为21.31%,美国为21.09%,日本为5.81%,德国为3.04%。其中,在1980-1990年,美国对世界新增GDP的贡献率最高,为21.25%,中国为12.25%,名列第二,日本居第三位,为10.56%;在1990-2002年,中国对全球新增GDP的贡献最大,上升为27.09%,美国退居第二位。因此,中国已经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快速成长的火车头。

中国经济高成长的奥妙何在

解析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奥秘,既要借助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研究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又要吸取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营养,研究人力资本投资和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Mathew Shane、Fred Gale、Wayne M·Morrison等人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归因于中国的高资本形成率、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和日益提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根据人力资本投资和制度变迁理论,有些国外学者更看重中国的教育事业、体制改革以及良好的投资环境对中国经济成长的贡献。具体来讲:

首先,“高投资”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应该说,较高的资本形成率是许多亚洲国家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共同特征。日本从1953年开始到1970年代初期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其高达35%的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率。新加坡在1971年至1985年间的高速发展时期,其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率超过40%。马来西亚在1990年代中期也有几年高速增长的时期,而它在此时期的固定资本形成率也超过40%。因此,许多西方经济学家也都认为,高资本形成率和大规模投资是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引擎。

中国具有高储蓄率的传统,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中国的国内储蓄率就曾高达32%。尽管在1980年代曾经有过一次消费高潮,但总体来讲,高储蓄始终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2000年以来,中国的储蓄率一路高歌猛进,平均超过49%,2004年虽然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已经达到46%,但其储蓄余额占GDP的比重仍然从2000年的1.9%增加到2004年的4.2%,并呈现上升的势头。与此相比,2004年美国的储蓄率只有10.7%。

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高投资不仅来源于国内储蓄,而且来源于大量的国外直接投资。众多的外国公司被中国广阔的国内市场和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所吸引,大举投资中国。据中国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年均实际利用外资额从1983年的6.3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603亿美元,平均年增长15%。截止到2005年底中国累计利用外资总额达到6180亿美元。外资的大量流入,不仅补充了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而且为中国的技术进步和出口竞争力的提高做出巨大贡献。由于中国内资与外资的巨大“合力”不仅表现为量的扩张,而且伴随基础设施的巨大改善、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所以它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贡献巨大。根据Shane和Gale等人的估计,高投资对每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直接贡献要在4.7到6.4个百分点之间。

第二,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保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世界经济合作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有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都难以比拟的比较优势,一是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中国不仅每年都有近1000万的新增就业人口,而且在广大乡村有超过1.5亿的剩余劳动力等待到城市就业。二是“人优价廉”。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不仅价格便宜,而且质量很高。

由于追逐利润最大化是资本的天性,“人优价廉”的劳动力资源,就像磁石一般吸引着跨国公司的投资,进而使中国真正成为了“世界工厂”。因此,造就了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工业制成品领域无与伦比的竞争力。在世界最大零售商沃尔玛的供应商当中有80%来自中国。而在1990年代中期,沃尔玛销售的商品当中来自美国之外的只有6%。根据Shane和Gale的研究,“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对中国年均增长率的贡献超过1个百分点”。

第三,效率改进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Shane和Gale认为,中国的效率改进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归因于技术改善和劳动力技能的提高。一方面,随着中国的经济体制从僵化的集权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各种生产要素被配置到效率更高的部门或经济领域,使各种生产要素得到更加高效的利用;另一方面,外国直接投资不仅带来资本,此间媒体报道而且也带来了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也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同时,随着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劳动力质量也有很大的提高,无疑这也是提高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因素。至于效率改进和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贡献,Heytens和Zebregs认为:“在1971年-1998年期间,效率改进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每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贡献都在2到3个百分点之间。”

第四,剧增的国际贸易拉动支持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Shane、Gale和Mrisson等国外学者都认为,自1980年以来,中国始终把对外贸易发展作为拉动和支持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国政府不仅主动减少国际贸易的政府垄断和控制,降低贸易壁垒,而且积极谋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这些政策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比重逐年增加,进而迅速成为当今世界位居美国和德国之后的第三贸易大国。

国外学者认为,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快速的出口特别是贸易顺差的快速增长,从需求方面不断拉动中国经济增长。Shane和Gale认为:“解释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大小的最好的工具莫过于其日益攀升的贸易顺差”。自1990年以来,由于中国对外出口增长迅速,贸易顺差逐年提高,这就为中国释放其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和过剩的机电生产能力提供了国际市场需求空间。另一方面,大量的稀缺资源进口从保障供给方面不断支撑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近年来也通过国际贸易进口了大量的国外先进设备和自然资源,这不仅有利于提高中国制造业的生产水平,而且部分地弥补某些资源不足的“缺口”。如此“一出一进”就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劲的外在动力。

第五,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保证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美国经济学家诺斯和托马斯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这种组织的效率来源于一套能够对经济主体行为进行激励的产权制度安排。毫无疑问,中国经济27年的高速增长,得益于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提供了强大动力”。因为随着僵化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使计划体制压抑的经济发展潜力被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地方政府和企业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大大提高,而且各种非公有经济成分,如个体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得到快速发展,并逐渐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截至2005年底,私营企业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产值对GDP的贡献已经超过国有经济,比重达到65%。

对此,Shane和Gale坚信:由于“中国将长期占有低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尽管韩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和菲律宾等国的人均收入也不高,但它们都无法为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只要中国继续保持改革开放,鼓励外资和其他资本投向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中国还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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